1、拍底色：底色由红、白色的化妆油彩调配成嫩肉色。底色的深浅要根据舞台灯光的强弱、人物的年龄、身份而加以区别。拍底色的顺序是先脑门、鼻子、下巴后拍两颊、两腮和脖子。要注意是拍底色，不是抹，而且一定要拍均匀。还要注意眉眼、鼻窝、嘴角、眼角等细小部位要面面俱到，既不要色彩太薄，露出皮肤本色，也不要太厚，如戴面具。
2、涂腮红：以大红色化妆油彩为主，略加玫瑰红色。方法是从眼窝、鼻梁两侧开始，压住眉毛，再由上而下、由中间向两侧，由深渐浅地均匀地拍打，直到与底色融为一色。以上眼皮部位为最红，要注意鼻梁、嘴角与底色衔接的部位要自然过渡，不要有明显的红白界线。涂腮红时在技巧上要注意根据脸型的特点加以变化，起到弥补缺陷、美化脸型的作用。如圆型脸可把腮红上下拉长；长型脸可把腮红向横向拉宽，再通过贴片子的技巧来帮助演员改变脸型的长短胖瘦。
3、定妆：即敷粉，在拍打的油彩上敷上一层薄薄的脂粉，可使油彩的造型固定在脸上。敷粉应先从脑门、鼻梁和底色部分开始，然后敷腮红部分，敷好后再用刷子轻轻掸去浮粉.
4、涂胭脂：用大红、荷花、赫红等颜色的胭脂涂在腮红的部位。方法是从眼窝和鼻梁两侧，眉毛以下开始，自上而下、由浅至深。重点要突出的是上眼皮，下眼皮和两颊要逐渐过渡到与底色一样的深浅。胭脂的作用是使面部色彩更加鲜艳。
5、画眼圈：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更是演员揭示人物心情的关键部位。所以画眼圈要画出生动的神韵来，才能起到烘托演员的表演的作用。同时，画眼圈也要根据演员的眼睛大小、脸型胖瘦，进行比例的夸张。画眼圈用的是眉笔或锅烟，从下眼皮画起，加宽上下眼圈的轮廓线。旦角演员基本是以风眼的形式，外眼角略往上挑，给人妩媚之感。眼小者，眼圈线可画得大一些；眼大者，眼圈线可画得小一些；眼圆者，眼圈可画得长一些；眼长者，眼圈可画得圆一些；两眼近的可以拉开距离；两眼距离远的可以画得近一些。
6、画眉毛：即用锅烟和眉黑笔在原有的眉毛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如青衣、花旦要画柳叶眉；武旦、刀马旦要画剑眉；彩旦要画八字眉。画眉毛的长短粗细曲直也要结合演员的脸型、五官的特点，从整体上进行协调和弥补，用锅烟打好的眉毛要有毛茸茸的立体感。
7、画嘴唇：即用大红油彩勾画上下嘴唇的轮廓。其画法即采取以演员的嘴唇进行相反相成的原理进行勾画：如嘴大的，可画小画薄；嘴小的可画大画厚；嘴鼓的，可画瘪；嘴瘪的，可画鼓，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画嘴唇的美化作用.
越剧化妆问题
化妆
尹桂芳先生为王君安化妆越剧早期演出男角多不化妆；男演女角时把脑后的辫子散开，梳成发髻，上搽胭脂和铅粉；有些草台班的女角化妆，两颊用红纸沾水搽腮红，不画眉，或用锅底灰画眉，称“清水打扮”。进入上海后的初期，向绍剧、京剧学习演传统老戏的水粉化妆法，白粉底，红胭脂，墨膏描眉眼。后来演古装戏仿效绍剧学，大花面开脸，小丑画白鼻梁。1942年10月雪声越剧团上演《古庙冤魂》时，韩义首次给袁雪芬试化油彩妆，之后编导于吟又邀请电影明星为该团作化妆指导，全部废除水粉上妆，改用油彩。此后数年间，尹桂芳、竺水招、傅全香、钱妙花、吴小楼等在演出新编剧目时，均改为油彩化妆。1946年化妆师陈绍周在越剧《祥林嫂》中成功地化妆了祥林嫂从青年到残年成为乞婆的舞台造型。越剧界在上海电影界、话剧界化妆师们的大力支持下，不断研究与实践，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基本形成具有剧种风格的化妆特点，这就是吸收传统的水粉化妆法色彩鲜明的优点和电影、话剧化妆柔和自然的长处，形成了色彩明快柔和、线条清新、五官分明，既符合生活又有艺术夸张的特色，给观众以柔美抒情的美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越剧在编演现代题材剧目时又吸收了美容方法和绘画化妆法、毛发粘贴法，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历史伟人形象。[7]
发式和头饰
男班初期，男演员解开自己头上的辫子梳上发髻插朵花，这是最早的发式与头饰。后演古装戏仿照绍剧。用小玻璃管串成排须装饰发髻，在发髻上用顶花装饰。20世纪20年代学京剧，包大头，因无条件制备全套“头面”，改用木质或铁皮做成定型水片，很少使用全副头面来装饰演出。自女班诞生后因女演员留有辫子，就用作“包头”的“发帘子”和顶级假发，并与服装的“私彩行头”相配合，学习京剧使用“铜泡包头”（如《别窑》中的王宝钏）、“水钻包头”（如《盘夫索夫》中的严兰贞）、“点彩包头”（如《碧玉簪》中李夫人）所使用的头饰。20世纪40年代初，袁雪芬演《恒娘》时，改为用自己的头发梳古装头，把头面饰件按需选择使用。之后演员们纷纷改革头饰，从古装仕女画中找根据，开始创造越剧旦角特有的古装发式和头饰，头饰改繁为简，改华丽为清丽，头上以戴珠凤为主，装饰花不多，具有简洁明快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为发式的需要和化妆省时始做假发头套。1950年初，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建立后，首先设置了“化妆管理”专业人员，并相继配备了造型设计人员，专门绘制按导演要求设计的发式和头饰设计图，后送样稿到戏剧服装厂定制，从而打破了传统头面饰物的固定模式，把古代生活中的簪、钗、步摇、帼、巾帼、钮、花钿等巧妙地运用到舞台人物形象中去。上海越剧的这种创意受到艺术界的重视，上海越剧院的化妆师陈利华、孙志贤等，还曾被邀为上海戏剧学院的专业学生、戏剧导演进修班授课。[7]
髯口
在小歌班初期演古装戏中男角，有用庙里泥塑神像的髯口，亦有用黑白纱线制成一排当髯口。开始租用演出行头后即采用绍剧的髯口。1917年男班进入上海后采用京剧的髯口，后女班演出仍然沿袭之。20世纪30年代末，越剧兴起改革，髯口也开始改良。将髯须改短、改轻。20世纪40年代初，老生不用传统挂须，学习话剧的“粘胡”。后因“粘胡”化妆法既不方便又化时间较多，遂改用铜丝作架子制作各种胡须。大面需用满腮胡须时不再用“虬髯”，改用“套胡”，小丑不再用“八字胡”、“吊搭”，而用“夹鼻胡”、“翘胡”，被统称为“改良胡”。传统“满口”不见嘴唇，改良胡用粗铜丝弯曲成型，嘴唇外露可见。20世纪60年代上海越剧演古装剧时全部用改良胡，胡须原料以人发和牦牛毛为主，掺入羊毛，后将毛发勾在肉色丝绢或网眼纱上。演现代剧目：少数民族剧目及外国题材剧目时，一般均采用粘贴的办法。[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