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人对自然的有情观
中国人抱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对自然情有独钟。“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
中国古典园林对植物的利用是自然有情观的一种体现。它在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花木的栽植。“园，所以种树木也”。植物不仅有幼壮苍老之体态差异，而且有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植物之间更是姹紫嫣红，斗奇争艳，目不暇接，若循其生长特性将之合理搭配，则更是美者益显，诗情画意。
植物之于建筑，犹如服装之于人体。没有植物映带的建筑便缺乏含蓄、生动的韵味，况且“艺花可以邀蝶，垒石可以邀云，栽花可以邀风，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植物将自然界的鱼虫云光纳入园林之中，园林由之丰富多彩。
《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以松柏比喻君子坚贞的品德，植物变成了人格的象征。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爱菊，周敦颐“出污泥而不染”之爱莲，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爱梅，这种寓情于物的手法在我国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在中国人眼中，植物是感情和吉祥的化身。他们称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月季为“花后”。榉树谐音中举，紫薇意味高官。梅、兰、竹、菊被视为花中“四君子”，松、竹、梅合称“岁寒三友”。玉兰、海棠、牡丹、桂花齐栽，象征“玉堂富贵”。并认为中门种槐，便能三世昌盛，还有石榴意味多子多孙，紫荆象征和睦，萱草代表忘忧之意等。
宋代张景修的十二客之说，将牡丹视为贵客，梅为清客，菊为寿客，瑞香为佳客，丁香为素客，兰为幽客，莲为净客，桂为仙客，茉莉为远客，蔷薇为野客，芍药为近客，荼为雅客。曹瑞伯的十友之说，将荼视为韵友，茉莉为雅友，瑞香为殊友，荷花为净友，岩桂为仙友，海棠为名友，菊花为佳友，芍药为艳友，梅花为清友，栀子为禅友。发展到姚宽《西溪丛语》中所列的花卉三十客，以至程綮《三柳轩杂识》中的花卉五十客，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花木因人的偏好、理解而为“客”、“友”，甚至可为人妻（林逋的梅妻鹤子）。
由于古人常将植物的个性与人联系在一起，植物自然就有贵贱之分。有些植物因为具有特殊的形态和性质而受到人们的喜爱，而且这种传统习惯影响着整个国民的审美趣味。
历代文人多有对这些植物的描述。兰花，因孔子“且夫芝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我们常将轻视名利遁迹深山的学者称为“空谷幽兰”。张潮因柳之柔和而将其比作淑女，并以为柳树是宇宙中感人最深的四种物件之一，许多诗人画家都因竹“未出土时先有节，于凌霄处仍虚心”而对其满含深情。由于这些植物具有生动的生物特征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园林中广为人们所采用。
2.风水说与植物
风水说的核心内容是强调整体环境模式。中国古人对周围环境的重视远远重于房子本身。融中西文化于一身的林语堂曾对这点作了论述，“因为人人知道择居之道，要点不在所见的内部什么样子，而在从这所屋子望出去的外景是什么样子，所着眼者实在在屋子的地位和四周的景物……所以中国人对于房屋和花园的见解都以屋子本身不过是整个环境中的极小部分”。
风水说的环境吉凶观认为建筑周围山上林木茂盛为吉，并常通过在建筑环境中植“风水树”或“风水林”来聚气。
清代林牧在《阳宅会心集》卷上种树说中曰“村乡之有树木，犹人之有衣服，稀薄则祛寒，过厚则苦热，此中道理，阴阳务要冲和”。又曰：“如四应山环局窄，阳气不舒，不可有树以助其阴，即或堂局宽平而局外有低山护卫者，亦不可种树，惟于背后左右之处有疏旷者则密植以障其空，若上手不是障空，不必种树以闭天门”。在此观念的影响下，理想的建筑外部环境常呈现一种既封闭（四周为山屏）又开敞（树的种植疏密有致）的园林化空间。山林寺庙更是如此。
风水理论最反对伐树，“乡中有多年之乔木，与乡运有关，不可擅伐，……或有高密之树，当位之不吉而应伐者，……于随年岁宫交承之际，渐减去之，不可一旦伐清。盖树之位吉者，伐则除吉，位凶者，动亦招凶”。
风水赋予树木如此神圣的地位，以树来象征人的命运的吉凶，这不能单纯认为是迷信，其实是先人对生物链中环环相扣，一环影响一环的初步感性认识，从而使自然环境得以保护。
风水说认为树木种植的总原则是为了舒适，借此可保证建筑环境的清洁和宁静。但有许多规定，如不可在大门前种大树，因为大树在门前不但阻挡阳光，阻扰阳气生机入内，同时也不易驱出屋内的阴气。在实际生活中，门前种大树不仅出入不便，而且易招雷击。
风水说对树种的选择也有讲究。风水认为“东种桃柳，西种栀榆，南种梅枣，北种柰杏”，又曰“中门有槐，富贵三世，宅后有槐百鬼不近”、“宅东有杏凶，宅北有李、宅西有桃皆为淫邪”，以及“门前喜种双枣，四畔有竹木青翠则进财”等，这些规定看似无稽之谈，联系植物的生长习性，却是颇有科学道理的。
中国古典园林是一种荟萃文化、积淀传统的有力形式。园林的一木一石，总关乎情，它们的设置、结构都与创作者所要抒发的感情相联系。
3.中国古典园林植物造景手法
园林植物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利用是不尽相同的。《诗经》所反映的早期园林中人们常植一些能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植物，如桑树、檀树、榛、栗、桃、李、梅、杏等，发展到宋代，人们对花木的选择栽培，已形成自身的特色。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的园林各园有各园的植物造景特色。富郑公园以大面积的竹海和小面积的梅台见长，清雅高洁；归仁园则牡丹、芍药衬以修篁翠竹，浓艳华贵；苗帅园有古七叶树两棵对峙，高百尺，春夏苍郁如山，无与伦比。园林因植物之不同而各具风采。明末清初，园林常用一种花木成片种植以构成单纯的群体植物景观。明代高濂《遵生八笺》提到园内同种花卉的沿线栽植，所谓“九径”，选取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红梅、碧桃、芙蓉9种花木，各种一径，做到“一径花开一径行”。王氏拙政园中，听松风处多苍松，瑶圃植江梅数百株，柳奥多柳。这些园林多以一种花木成片种植，以构成局部意境为特色。
到了清代中期，园林建筑所占的比重增大，植物不可能大片密植，因此园中多采用同种植物少量丛植或采用几种花木少数植株进行群植。如在粉墙前置湖石数块，再配芭蕉、翠竹和其他花木，使富于诗情画意。
中国古典园林植物选择与配置极为讲究。钱谦益《履园丛话》中曰：“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园林要达到曲折有致的意境，植物的选择与配置也起很大的作用。
古人对花草树木的选择配置积累了许多经验。清代陈昊子《花镜》卷二“种植位置法”提出园林植物配置只有“因其质之高下，随其花的时候，配其色之深浅，多方巧搭。虽药苗野卉，皆可点缀姿容，以补园林之不足。使四时有不谢之花，方不愧名园二字”。
对于植物的宜阴、宜阳、喜燥、喜湿、当瘠、当肥者，古人认为都应顺其性情而朝夕体验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园林璀璨，万卉争荣。如：“若逆其理而反其性，是采薜荔于水中，搴芙蓉于木末，何益之有哉”。“花之喜阳者，引东旭而纳西辉，花之喜阴者，植北囿而领南薰”，“杜鹃花极烂熳，性喜阴畏热，宜置树下阴处”，“芙蓉宜植池岸，临水为佳，若他处植之，绝无丰致”，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植物配置在满足其生物学特征的前提下，必须注意位置的选择。陈昊子曰：“有名园而无佳卉，犹金屋之鲜丽人；有佳卉而无位置，犹玉堂之列牧竖”。如“园中地广，多植果木松篁，地隘只宜花草药苗。设若左有茂林，右必留旷野以疏之；前有芳塘，后须筑台榭以实之；外有曲径，内当垒奇石以邃之”。
花木的色相配合则应根据花之性质而定。对于这点，如“牡丹、芍药之姿艳，宜砌雕台，佐以嶙峋怪石，修篁远映”；“梅花、蜡瓣之标清，宜疏篱竹坞，曲栏暖阁，红白间植，古干横施”；“水仙、瓯兰之品逸，宜磁斗绮石，置之卧室幽牖，可以朝夕领其芳馥”；“桃花天冶，宜别墅山隈，小桥溪畔，横参翠柳，斜映明霞”；“杏花繁灼，宜屋角墙头，疏林广榭。”“梨之韵，李之洁，宜闲庭广圃，朝晖夕蔼；或泛醇醪，供清客以延佳客。”；“榴之红，葵之璨，宜粉壁绿窗；夜风晓月，时闻异香，拂尘尾以消长夏”；“荷之肤妍，宜水阁南轩，使薰风远麝，晓露擎珠。菊之操介，宜茅舍清斋，使带露餐英，临流泛蕊”；“海棠韵娇，宜雕墙峻宇，障以碧纱，烧以银烛，或凭栏，或欹枕其中”；“木樨香胜，宜崇台广厦，挹以凉飕，坐以皓魄，或手淡，或啸咏其下”；“紫荆荣而久，宜竹篱花坞”；“芙蓉丽而闲，宜寒江秋沼”；“松柏骨苍，宜峭壁奇峰。藤萝掩映，梧竹致清，宜深院孤亭，好鸟闲关。至若芦花舒雪，枫叶飘丹，宜重楼远眺”；“棣棠丛金，蔷薇障锦，宜云屏高架”；……。
文震亨《长物志》卷二花木篇也对园林植物的配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繁花杂木，宜以亩计。乃若庭除槛畔，必以虬枝古干，异种奇名，枝叶扶疏，位置疏密。或水边石际，横偃斜披，或一望成林，或孤枝独秀。草木不可繁杂，随处植之，取其四时不断，皆入图画”。而针对不同个性的植物，配置应突出其最佳特性，如“桃李不可植庭除，似宜远望”；“红梅、绛桃俱借以点缀林中，不宜多植”；“梅生山中，有苔藓者，移置药栏，最古”；“杏花差不耐久，开时多值风雨，仅可作片时玩”；而“蜡梅冬月最不可少”。文震亨还对传统园林植物的配置作了逐一论述。他认为“玉兰宜种厅事前。对列数株，花时如玉圃琼林，最称绝胜”；“牡丹、芍药因被称为‘花王、花相’，属花中贵裔。故栽植赏玩，不可毫涉酸气。应用文石为栏，参差数级，以次列种。……忌二种并列，忌置木桶及盆盎中”；“山茶人家多配以玉兰，以其花同时，红白灿然”；“桃则为仙木，能制百鬼，种之成林，如入武陵桃源，亦自有致，第非盆盎及庭际物”；他认为若“桃柳相间，便俗”；“李如女道士，宜置烟霞泉石间，但不必多种耳”；“杏宜筑一台，杂植数十本”；“梅属幽人花伴，取苔护藓封，枝稍古者，移植石岩或庭除，最古。另种数亩，花时坐卧其中，令神骨俱清”；“蜡梅寒月庭除，亦不可无”；“植紫荆不如植棣棠犹得风人之旨”；“松属最高贵者，取栝子松（白皮松）植堂前广庭，或广台之上，不妨对偶。斋中宜植一株，下用文石为台，或太湖石为栏俱可。水仙、兰蕙、萱草之属，杂莳其下。山松宜植土冈之上，龙鳞既成，涛声相应”；“桂宜辟地二亩，取各种并植，结亭其中，勿以他树杂之”；“柳须临池种之。柔条拂水，弄绿搓黄，大有逸致”；其他如“槐榆宜植门庭，板扉绿映，真如翠幄”；“梧桐株绿如翠玉，宜种广庭中”；“椿应圃中沿墙，宜多植以供食”；文震亨还对竹子的种植作了详尽的描述，并认为“药栏中不可缺罂栗，萱草宜墙边连种一带，花时一望成雪，若植盆石中，最俗”；“水仙杂植松竹之下，或古梅奇石间，更雅”。
历代诗词、散文、游记等文体亦有园林植物配置的零星记载。中国古典园林非常重视四季植物景观的创造。宋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记载杭州西湖的四时之景，“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竞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园冶》中有许多诗句，也多涉及花木的开谢与时令的变化以及花木配置的句子。如“衣不耐新凉，池荷香绾，梧叶忽惊秋落，虫草鸣幽”。“但觉篱残菊晚，应探岑暖梅先”。又如“梧荫匝地，槐荫当庭”，“插柳沿堤，栽梅绕屋”，“院广堪梧，堤湾宜柳”，“风生寒峭，溪湾柳间栽桃；月隐清征，屋绕梅余种竹，似多幽趣，更入深情”。
明代刘侗所著《帝京景物略》，其中“白石庄”一园有这样描叙：“庄所取韵皆柳，柳色时变，闻者惊之；声亦时变也，静者省之。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春老，絮而白；夏，丝迢迢以风，阴隆隆以日；秋，叶黄而落，而坠条当当，而霜柯鸣于树”。这是就垂柳四时之景的生动描写。
清陈昊子在《花镜》序中曰，“春时梅呈人艳，柳破金茅，海棠红媚，兰瑞芳绔，梨梢月浸，桃浪风斜，树头蜂抱花须，香径捷迷林下。一庭新色，遍地繁华；夏日榴花烘天，葵心倾日，荷盖摇风，杨花舞雪，乔木郁蓊，群葩敛实。篁清三径之凉，槐荫两阶之灿。紫燕点波，锦鳞跃浪；秋时金风播爽，云中桂子，月下梧桐，篱边丛菊，沼上芙蓉，霞升枫柏，雪泛荻芦。晚花尚留冻捷，短砌犹噪寒蝉；冬至于众芳摇落之时，而我圃不谢之花，尚有枇杷累压，蜡瓣舒香，茶苞含五色之葩，月季呈四时之丽。檐前碧草，窗外松筠”。把一年四季庭园花木景色，描写得如诗如画。
清代安徽歙县“檀干园”镜亭上有一楹联“喜桃露春浓，荷云夏净，桂风秋馥，梅雪冬妍，地偏历俱忘，四时且凭花事告”，描绘了花木四季时序之景。
窦武曾说：“只有分析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文化背景下的全部理想，才能完全理解造园艺术。中国古典园林是循着山水画的轨迹发展的。中国山水画运动的、无灭点的透视，无限的、流动的空间，决定了中国造园的方式是以有限空间、有限景物造无限意境”。宗白华《艺境》中说：“一天的春色寄托在数点桃花，二三水鸟启示着自然的无限生机”。
中国古典园林以文人私家园林为其主流，皇家园林和寺庙园林都受其影响，皇家园林甚至是各地园林的荟萃。古典私家园林尤以江南园林为其精华。其植物造景常以简洁取胜，“贵精不在多”，以孤植或三四株丛植为主。单株的选择以色、香、姿俱全者为上品；两株的一俯一仰；多株丛植则各有向背，体现动势。这种看似散乱，实则相互呼应的配置手法与中国画的“经营位置”颇为吻合。再如苏州网师园小山丛桂轩庭院，呈狭长形。庭中以桂花为主间以腊梅、白玉兰、槭树、西府海棠、鸡爪槭等，突出“小山丛桂”主题同时也做到四季有景。苏州环秀山庄假山、藤萝丛生，宛若自然。
古典园林植物配置，并无固定模式，但总是取法自然，因地制宜进行。做到“虽有人作，宛自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