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原始社会、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夏金元、明清，到近现代，都以鲜明特色为世界所瞩目。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距今约1万年，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纺织技术发明，服装材料从此有了人工织造的布帛，服装形式发生变化，功能也得到改善。贯头衣和披单服等披风式服装已成为典型的衣着，饰物也日趋繁复，并对服饰制度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祖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提花几何纹锦、绮，和绞织机的罗纱。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最著名的为《尚书?益稷》所载十二章服:“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十二章纹遂成为历代帝王上衣下裳的服章制度，一直延用到清帝逊位、袁世凯复辟称帝。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河南襄邑的花锦，山东齐鲁的冰纨、绮、缟、文绣，风行全国。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剑，是当时的新兵器，贵族为示勇武兼用自卫，又必佩带一把镶金嵌玉的宝剑。腰间革带还流行各种带钩，彼此争巧。男女的帽，更引人注目，精致的用薄如蝉翼的轻纱，贵重的用黄金珠玉;形状有的如覆杯上耸。鞋，多用小鹿皮制作，或用丝缕、细草编成;冬天皮衣极重白狐裘，价值千金。女子爱用毛皮镶在袖口衣缘作出锋，还有半截式露指的薄质锦绣手套，无不异常美观。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把以前各自独立的上衣、下裳合二为一，却又保持一分为二的界线，上下不通缝、不通幅。最智巧的设计，是在两腋下腰缝与袖缝交界处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其作用能使平面剪裁立体化，可以完美地表现人的体形，两袖也获得更大的展转运肘功能。据记载，深衣有4种不同名称:深衣、长衣、麻衣、中衣。从出土广物看，春秋战国时衣裳连属的服装较多，用处也广，有些可以看作深衣的变式。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采的社会生活相关。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 ”。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中国服饰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①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②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魏晋南北朝服饰(220～589）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 ”。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窦淝夷信�ㄓ谩D媳背�保�狈缴偈�褡迦胫?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哑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足穿笏头履、高齿履(一种漆画木屐)，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隋唐服饰（581～907）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彩锦，是五色俱备织成种种花纹的丝绸，常用作半臂和衣领边缘服饰。特种宫锦，花纹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章彩华丽。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银线绣等。印染花纹，分多色套染和单色染。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辽夏金元服饰（947～1368）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方心曲领”也是朝服的特征，即朝服项间套上圆下方的饰物。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却改着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宋代遗老的代表性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缘边，以存古风。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明代的老年士绅还常戴用。宋代民间首服也有种种流行。男子流行幞头、幅巾，女子则流行花冠和盖头。妇女发式和花冠，是当时对美追求的重点，最能表现宋代装束的变化。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趋危巧，宋代花冠再加发展变化，通常以花鸟状簪钗梳篦插于发髻之上，无奇不有。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于延钓元年(1314)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 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圆领紧袖袍，宽下摆、折褶、有辫线围腰)，戴笠子帽。元代纺织物有纳石矢金锦、浑金搭子、金段子、兜罗锦、三棱罗、大绫、小绫、南绢、北绢、木锦布、番锦布……种种名目。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
明清服饰（1368～1911）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明代官员的主要首服沿袭宋元幞头而稍有不同。皇帝戴乌纱折上巾，帽翅自后部向上竖起。官员朝服戴展翅漆纱幞头，常服戴乌纱帽。受到诰封的官员妻、母，也有以纹、饰区别等级的红色大袖礼服和各式霞披。此外，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后者留传下来，俗称瓜皮帽，系用黑色绒、缎等制成。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擞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清代官帽与前朝绝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 ，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近现代服饰(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①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②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 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钿[diàn]子分凤钿、满钿、半钿三种。
其制以黑绒及缎条制成内胎，以银丝或铜丝之外，缀点翠，或穿珠之饰。”一般妇女多用铜丝或铁丝做成“头发撑子”，钿子有凤钿、满钿、半钿三种。
钿子前如凤冠，后加覆箕，上穹下广；将头发分两缕缠绕其上，再插上扁子、簪子、花等饰物。
簪子是满族妇女梳各种发髻必不可少的首饰。
通常满族妇女喜欢在发髻上插饰金、银、珠玉、玛瑙、珊瑚等名贵材料制成的大挖耳子簪、小挖耳子簪、珠花簪、压鬓簪、凤头簪、龙头簪等。簪子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在选择时还要根据每个人的条件和身份来定。比如入关前，努尔哈赤的福晋和诸贝勒的福晋、格格们，使用制作发饰的最好材料首选为东珠。两百年后渐渐被南珠，即合浦之珠所取代。
与珍珠相提并论的还有金、玉等为上乘材料，另外镀金、银或铜制，也有宝石翡翠、珊瑚象牙等等，做成各种簪环首饰，装饰在发髻之上，这若是同进关以后相比，就显得简单得多了。
进关以后，由於受到汉族妇女头饰的影响，满族妇女，特别是宫廷贵妇的簪环首饰，就越发的讲究了。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为其母办六十大寿时，在恭进的寿礼中，仅各种簪子的名称就让人瞠目结舌，如事事如意簪、梅英采胜簪、景福长绵簪、日永琴书簪、日月升恒万寿簪、仁风普扇簪、万年吉庆簪、方壶集瑞边花(鬓花)、瑶池清供边花、西池献寿簪、万年嵩祝簪、天保磬宜簪、卿云拥福簪、绿雪含芳簪……等等。这些发簪无论在用料上，还是在制作上，无疑都是精益求精的上品。
从清代后妃遗留下来的簪饰来看，簪分两种类型。
一是实用簪，多用於固定发髻和头型用的。另一类为装饰簪，多选择质地珍贵的材料，制成图案精美的簪头，专门用於发髻梳理后戴在明显的位置上。
现故宫内珍藏的多幅宫廷写实画，都有后妃戴簪的描绘。从图上看，她们有的将簪戴在发髻正中，有的斜插在发髻的根部。后妃们头上戴满了珠宝首饰，发簪却是其中的佼佼者。因而清代后妃戴簪多用金翠珠宝为质地，制作工艺上亦十分讲究，往往是用一整块翡翠、珊瑚水晶或象牙制出簪头和针梃连为一体的簪最为珍贵。
如北京故宫珍藏的白玉一笔寿字簪就是一块纯净的羊脂白玉制成的，簪梃即是寿字的最后一笔。用同一方法雕刻的翡翠盘肠簪、珊瑚蝙蝠簪都是簪饰中之佳作。此外还有金质的福在眼前管、喜鹊登梅簪、五蝠捧寿簪等以雕刻精细、玲珑剔透而受到瞩目。还有金质底上镶嵌各种珍珠宝石的头簪，多是簪头与针梃两部分组合在一起的，但仍不失其富丽华贵之感。
随著清代后妃发式逐步加宽加大，簪饰的形制也逐步朝两个极端发展，一种是簪头逐渐变小，如疙瘩针、耳挖勺、老鸦瓢等；另一种是簪饰越来越大，不仅适合满族妇女梳两把头覆盖面大的特点，还逐渐演变成头花、扁方等大首饰。
头簪作为首饰戴在头上，不仅起到美饰发髻的作用，簪头制成的寓意吉语还有托物寄情、表达心声意愿的美好追求。
就清代后妃遗留下的簪饰来说，形式之多，花样之广是前代各个时期所不及的。曾在珍宝馆展出的一支畸形珠“童子报平安”簪，就是一件少有的珍品。
簪头是一特大畸形珍珠，约五厘米长，看上去就像一顽童在作舞蹈状。在畸形珠左边饰一蓝宝石雕琢的宝瓶，瓶口插几枝细细的红珊瑚枝衬托著一个“安”字。
顽童背后一柄金如意柄，将其与宝瓶连为一体，并将金累丝灵芝如意头露在顽童右侧。从顽童装饰看是个男孩。整个如意连在一起便称．之为“童子报平安”，或“童子如意平安”。
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讲究“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皇帝的妻妾当然是以皇帝为纲，要为皇室多生子嗣，要“多福多寿多子孙”，以使皇家血脉旺盛，帝王基业万古千秋地传承到永远，这只头簪的用意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事实并非那麽称心如意，清代康熙帝三十五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二十四个，诸皇子争权夺势，使康熙帝不到古稀之年就撒手人寰。清朝晚期的同治、光绪两位皇帝，即有皇后又有妃子，却无子嗣，致使其母慈禧两度垂帘听政，统治了中国达半个世纪。
慈禧还爱美成癖，一生喜欢艳丽服饰，尤其偏爱红宝石、红珊瑚、翡翠等质地的牡丹簪、蝴蝶簪。
咸丰十一年，奕泞病逝承德的避暑山庄。慈禧二十七岁便成了寡妇。按满族的风俗，妻子为丈夫要戴重孝，释服二十七个月。头上的簪子要戴不经雕饰的骨质的，或光素白银的。慈禧下旨令造办处赶打一批银制、灰白玉、沈香木等头簪。同治元年二月，这批素首饰陆续送到慈禧面前。慈禧每天勉强插戴，极不情愿。释服期满，这批首饰全部被打入冷宫。慈禧又戴上精湛华贵的艳丽头簪，直到老年此习不改。
皇帝、皇后、皇太后、皇贵妃及妃嫔以至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官员皆可穿朝服、戴朝珠。但根据等级身份不同，朝珠的质地亦不相同。只有皇帝、皇后、皇太后才能佩戴东珠朝珠。
东珠朝珠由108颗东珠串成，每27颗东珠又用4粒红珊瑚结珠等距间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结珠呈葫芦形称“佛头”。佩戴朝珠时，佛头垂于背后，并用黄绦带连接一组玉饰，称做“背云”。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红珊瑚结珠处，分别饰一串和二串绿松石珠串，称为纪念。
朝珠的构成，有着深刻的含义。108颗东珠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四个红珊瑚结珠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背云，寓意一元复始，三串绿松石纪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个旬期。皇帝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外，还在两肩斜 持两盘红珊瑚结珠，以示身份特殊。
朝服有补，顶戴分为朝冠和吉服冠两种。
清初时的普通旗女和汉族妇女模仿满族贵妇发饰，以高髻为尚，梳时在头顶后部将发平分两把，向左右方横梳成两个长平髻，两髻合宽约一尺，俗称“叉子头”(也称“两把头”、“或“把儿头”)。作叉子头时，又在脑后头垂下一缕头发，下端修成两个尖角，形成燕尾形名谓“燕尾”。清吴士赞《宫词》对这种发式作了描写“髻盘云成两道齐，珠光钗影护蝤蛴。城中何止高於尺，叉子平分燕尾低。”这些宫词对满族妇女的独特发式作出形象的描绘。
唐朝常服：
一、披纱大袖明衣制：属于常服盛装。其头梳唐代特有发型“高墙”簪大花，饰花钗、步摇，蛾眉盛妆，身穿敞领对襟，大袖明衣，下穿长裙，佩大绶，束软带，结小结，足著高履。在唐代此服饰是作为外服，在贵族仕女中风行一时。
二、唐仕女半袖衫制：是唐代特有的一种流行服饰，初作为宴居穿用，后亦当常服穿用，为宫廷嫔妃及名流仕女所好。
三、唐仕女宴居服：上身束抹胸，外披薄纱明衣，下穿长裙，裙腰及胸，上窄下宽，结束软带、小带，属于宴居内装，但头梳高髻又簪花，故此装扮也可作为外装常服之用。
明朝服饰基本上可分为蟒、帔、靠、褶、衣这几类。
蟒，即蟒袍，是明朝皇帝赐给功臣的服装，只有帝王或达官贵人才有资格穿它，因为衣服上绣着蟒而得名。蟒是一种形如龙的四爪龙。在戏剧中蟒袍是帝王将相、后妃贵妇的官服，有男女之分，男蟒袍主要以四爪龙为图案，女蟒袍则多以龙或凤为设计。
蟒袍的装饰性强，而且有宽阔的水袖，给人一种威严庄重的感觉，它那华美的图案既有喻寓尊贵的象征，又带有律动感，善于流露与表达演员的情感，使演出更加充实丰富。
帔源于明朝，大领对襟是它的一大特点，所以又称为对襟长袍。另外它左右胯下开叉，有水袖，是华贵又奔放的休闲服饰。在戏曲中帔一直是帝王、将相、官吏、豪绅的常服，有男帔，女帔之别，颜色分红、蓝、黄、绛、紫、粉红、天青等，其中红色是新婚或喜庆的代表色彩。
靠又称为甲衣，源于清朝将官的绵甲戎服，后来演变为传统戏曲中武将的服装，通常为圆领紧袖。靠分硬靠和软靠，硬靠可插三角形的靠旗，软靠则不插旗。靠跟蟒袍一样不断的演变，改良靠虽不及传统靠威武，但较轻便，特别适用于高难度的武打动作。
清朝是我国服装史上改变最大的一个时代，清代是个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尤其是服装文化，也是在进入中国后，保留原有服装传统最多的非汉族王朝。清乾隆帝清楚地意识到，服饰是承袭一套己涵在衣冠制度中的政治理论，而不必是外观形式，方能传国长久。乾隆朝制定详细的冠服制度，并图示说明，以后子孙也能「永守勿愆」。
清代的衣服长袍马褂，早先是富贵人家才穿的服饰，到后来普遍了，变成全国的一般服饰，平日所戴的便帽就是瓜皮小帽，颜色是外面黑，里面红。满族妇女穿的旗袍，早期是宽宽大大的，后来才变成了有腰身，在旗袍外面再加上一件「坎肩」（背心）。她们的鞋子也很特别，是一种花盆式的高底鞋。
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在唐代，石榴裙是年轻女子极为青睐的一种服饰款式。这种裙子色如石榴之红，不染其它颜色，往往使穿着它的女子俏丽动人。唐人万楚在《五月观妓》中说：“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韦庄也唱道：“莫恨红裙破，休嫌白屋低”（《赠姬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曾描写了那位弹琵琶的女子色艺惊人：“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血色罗裙”即是石榴裙。
石榴裙流传的时间很久远，明代唐寅在《梅妃嗅香》一诗中写道：“梅花香满石榴裙”。虽写的是唐朝之事，即可看出当时现实生活中，此种款式的裙子仍为年轻女子所珍爱。
由于石榴裙经久不衰，于是俗语中说男人被美色所征服，称之为“拜倒在石榴裙下”，至今仍在鲜活地用着。
唐代的妇女，对裙子特别钟情。除石榴裙外，还有许多别致的款式。初时，裙子窄而瘦长，穿者将裙子提得很靠上，甚至齐到胸乳，故唐诗中有“慢束罗裙半露胸”的句子。到盛唐时，裙子的制作精美华丽，有的价格昂贵，主要式样有间裙、百鸟裙、花笼裙等。间裙，即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颜色的材料互相间隔和排列而做成的裙子，每一间隔叫作一“破”，有“六破”、“七破”和“十二破”之分，颜色有红绿、红黄、黄白诸种。百鸟裙，用多种飞禽的羽毛捻成线织成的裙子，因做工考究，故立体感强，“正视为一色，旁视为一色，目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穿上它“百鸟之状皆见”（《新唐书》）。
花笼裙，是用轻软细薄而又半透明的“单丝罗”织绣而成，上面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绣出花鸟等图案。百鸟裙和花笼裙，都是穿在一般裙子外的套裙。此外，还有百叠裙、画裙（在裙子上直接作画）等。